这两天来一直心绪不宁，从前天晚上偶然得知吕志涛老师病重，到第二天就收到张星老师发来的消息，告知先生已经仙逝。悲痛、伤感、惋惜，一时间各种情感涌上心头，交织心间。
大约两个月前，知道先生身体不好、在住院治疗，于是离宁赴美前，特意和叔叔徐实一起去鼓楼医院探望先生。当时先生气色尚好，只是身体虚弱，说话有些吃力。前一日刚有大批的老师和学生来给他过八十寿辰。先生见到我很高兴，问我现在怎样以及我儿子的情况 …… 临走前还特地和我合影留念。临出门前，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忍不住又回头多望了一眼，看见老人慈祥微笑着向我道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从此阴阳相隔，再也无法聆听教诲 ……
本文作者徐晓春与吕志涛老师的合影（2016.10）
我不是土木专业，和吕老师没有师生之缘。但吕老师和我家，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这主要来源于我的爷爷和吕老师的师生之情。我的爷爷徐百川，是新中国老一辈的土木工程专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的创建和发展的主要奠基人和见证人之一。1956年，吕老师从浙江新昌考入土木系的工民建专业。当时的土木系，人才济济、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包括爷爷在内的五位二级教授，占了全校一二级教授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实力之强，而能从浙江偏远的小山村考进这样一个大师云集的专业，本身就说明了吕老师从小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的精神所在。
“勤奋、能吃苦、肯钻研”，这是我听过的爷爷对吕老师最多的评价。1961年，高教部指定全国一些有实力的高校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爷爷作为学校首批研究生导师，将吕老师招致麾下，成为他的首位研究生，从此也开始了两人长达四十多年的师生情谊。那时候，爷爷担任土木系的系主任，系务工作非常繁忙，当时系里只有一个副主任和一个主任助理，很多行政事务都要亲力亲为，还要编写教材、制定教学计划和科研规划，所以，在帮助吕老师规划好学习计划和研究方向后，具体学术上的指导，则由当时他的助手、后来也成为著名结构工程专家的丁大钧老师承担。吕老师的在读研究生期间的勤奋、好学、肯钻研，给爷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奠定了在吕老师毕业后将其留校工作的基础。
爷爷是国内最早倡导并开始预应力研究的前辈之一。早在5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引进预应力技术，他就预见到了这项技术应用和发展的广阔前景，不仅编写了国内第一本预应力结构专著，还带头试制了国内第一个预应力混凝土高压釜，这是国内最早开始的预应力混凝土试验工作。而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南京工学院于1964年建立起当时国内设施最完善、规模最大的结构试验室，并成立了预应力技术研究组。1965年夏，吕老师研究生毕业，爷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留吕老师在学校工作，并希望他加入到这个新成立的预应力研究组中工作。当时的预应力技术，虽然前景看好，但由于刚起步不久，各项知识和技术都还不成熟，也没有现成的标准和规范可以依据，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去摸索、去实践，很难一下做出什么成果，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都愿意去从事这项研究的。而吕老师却毅然接受了这项挑战，从此开始了他与预应力的不解之缘。
早在63年底，爷爷出席参加了建工部和国家科委联合召开的“建筑工程十年规划重点项目落实会议”，在他的努力下为学校申请到了“钢筋混凝土刚度裂缝“和”预应力混凝土研究“两大科研课题。经过细致缜密的规划，正当大家摩拳擦掌，科研工作风生水起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爷爷等老一辈专家全部靠边站，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完全停滞瘫痪。很多学生和年轻教师都争贴大字报、揭发和批斗老专家、老教授，而作为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吕老师，不仅没有贴一张自己老师的大字报，反而利用这段时间，潜心学习和研究预应力理论方面的相关知识，坚持学习、试验和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摧残是巨大的，而在这个困难和混沌的时期，能够不改初心，坚持不懈地从事试验和研究工作，则必然成为未来事业上的大家。在当时，作为中年骨干的丁大钧先生和青年模范的吕老师，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成为以后这两大科研领域的名家和权威。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然而经历了这场浩劫的爷爷已将近七十高龄，错过了人生中最有可能达到事业巅峰的岁月。我从未问过爷爷对文革的感受，我想大家都不愿意再去回顾那段历史。然而错过的就再也回不来。爷爷知道自己精力有限，是该放手让年轻人去大干一场的时候了。文革后，爷爷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学会的理事，但是从我72年出生后记事以来，我极少有爷爷出差开会的记忆，他把大部分出席会议的机会都交给了吕老师，让当时年仅四十出头、年富力强的吕老师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国内相关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吕老师也不负众望，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论文和科研成果迭出，在国内同行中崭露头角。年轻的吕老师走向前台，而爷爷则是舞台背后最坚定的支持者。在由吕老师为主体完成的论文和科研成果中，爷爷一直坚持把吕老师的名字排在最前面，于是，渐渐的“吕志涛”这个名字在国内同行中、尤其是预应力界开始越来越令人瞩目。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句话对80年代初期的吕老师而言，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虽然在业界已名气很响，但是在当时的南京工学院，他只是个年纪尚轻，资历尚浅的中青年教师，甚至因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而失去过出国进修的机会，让一向任人唯贤的爷爷十分生气，下决心一定要给这个工作勤奋、成绩斐然的年轻人多创造机会。1985年，学校开始博士生导师的申报工作。八十年代的博导申报，需要通过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两级审批，其难度虽不比现在的院士遴选，但也是异常巨大。而当时在学校里默默无闻，成为副教授才两年多的吕老师开始并没有被学校作为推荐的人选，爷爷知道后一方面做学校的工作，一方面找吕老师谈话，让他填表申报。吕老师说他可能不符合条件时，爷爷坚持说“你论文多、获奖成果多，能申报”，于是以“待聘教授”的名义进行了申报。为了举荐贤才，爷爷亲自写信给土木界的有关专家，大力推荐和介绍吕老师以及他的科研成果。于是，奇迹出现了！1986年6月，吕志涛，这位年轻的副教授，竟然一举通过了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两级审批，成为结构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消息传到学校，很多人都大为惊讶，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吕志涛”是何方神圣。于是“待聘教授”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教授，同年吕老师又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6年，对于爷爷来说应该是颇感欣慰的一年，因为在他即将离开为之奋斗了近四十年的土木系的工作岗位时，他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自己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想，对于每一位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奋斗毕生的人来说，这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我出生在南京，童年是在美丽的兰园度过的。小时候，少不更事的我最喜欢去的就是爷爷的书房，因为那里对我来说总是充满了无穷的神秘感。我喜欢这里翻翻，那里看看，所以在我很小的记忆里，我就记得爷爷有满满几抽屉的黑皮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文字（中文和英文）、图形和数据，我很好奇，却也不敢多问。中学时我因为户口的问题离开南京去外地上学。考回东南大学后的某一日忽然发现，这批笔记本不见了，当时我也没多问。后来在吕老师的记述中我才知道，这批足足有37本、记录了200多万字的笔记本，是爷爷在63-79年的十六年间，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的学术刊物所做的摘记和心得，他全部交给了吕老师，希望能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研究有所帮助。“衣钵传人”，耳熟能详的这几个字其实在此时，才让人能有深深的体会。
爷爷和吕老师，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早已超越了一般的亲情，而成为长久在彼此心中的挂怀。89年夏我考到东南大学，重新回到了爷爷奶奶的身边。大约是在11月底的一天，忽然传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吕老师出车祸了！吕老师每天是坚持步行上下班的，这天就是在去学校的路上，一个冒失鬼骑着自行车疾驰而来，一下子从背后撞倒了吕老师，造成了严重的股骨折，被送进了军区总院。爷爷知道后非常着急，经常打电话询问情况。终于有一个周末按捺不住，叫我陪他一起去医院看望吕老师。于是，在这样一个秋末冬初的早晨，一位已年逾八旬的老人，戴上帽子、围上围巾，在我的陪同下，毅然登上公交车向医院而去。那时的南京城，还没有什么TAXI的概念，去哪里都是乘坐公交车。而下车后走到军区总院的住院部，还有一段相当长的道路，这对于一位耋耄之年的老人而言是多么的不易，但我知道，这绝对抵不过他心中对爱徒的那份担心和牵挂。病房里，他不断地鼓励吕老师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积极治疗、战胜伤痛。可喜的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吕老师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给科技工作者和工程专家在其学术领域的至高荣誉。1997年，吕老师因为其在预应力领域的卓越成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回想起从最初申报到最后当选，也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而此时已年近九旬的爷爷，也为此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爷爷193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就先后被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和中央大学聘为教授，为土木和水利专业的学生讲授钢筋混凝土和结构工程，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而如今，这些学生很多都成了各自领域里的专家、权威，有几位也已先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爷爷直到九十多岁的高龄，依旧保持着和亲友学生之间的书信往来，来信必复而且都是亲笔书写。在吕老师申报院士的过程中，同行院士的举荐和支持是非常关键的。于是爷爷不顾年事已高，毅然给他的每一位学生院士亲笔写信，向他们积极地介绍和推荐吕老师。终于，吕老师不负众望，顺利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我清楚的记得，在为吕老师举办的庆祝会上，爷爷那开心的微笑。我知道，那是发自心底的、由衷的欢喜。
2004年3月，奶奶在家中安详辞世。吕老师和他夫人知道后，第一个赶到家中，安慰爷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向身体尚健、思维清晰的爷爷也突然驾鹤西去。这对于我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我一直盼望着能为爷爷举办他的“百岁寿宴”，而这个愿望在当时看来是有无限的可能，但最终却成了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吕老师也曾对我说他想专门写一篇文章，记述爷爷和他近五十年的师生情谊，然而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
人生总是有太多的遗憾。而此时所有东大土木人的遗憾就是失去了这样一位令人尊敬和景仰的师长。
人生纵有千般的遗憾，而我却始终相信缘分。爷爷和吕志涛老师今生五十年的师生情缘，为东大土木和预应力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若真有天堂，相信他们能再续前缘，佑护他们为之奋斗毕生的东大土木再现辉煌！
徐晓春
2017年1月12日于美国马里兰
后记：本文起笔于1月12日，也即吕志涛老师辞世的第二天，因多种原因未及写完。今至清明，特以此文祭奠爷爷和吕老师。
徐晓春 又及
